发布时间: 2014-01-19 新华网杭州1月19日新媒体专电(“中国网事”记者周竟)“前两天我和父母提了要辞职,本以为他们能理解,没想到他们惊讶得差点跳起来,坚决反对。”坐在记者面前,在浙江省某事业单位工作了5年的陈洋(化名)又开始纠结起来。 “他们骂我‘是不是脑子坏了,这么好的工作上哪找,不知道多少人想进都进不了吗?’‘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’。”30岁的陈洋说,他实在是做腻了,但作为家里的独子,又不能不顾父母的感受。 陈洋的父母都做小生意,家境中等以上,在就业时,陈洋有心做生意,但被父母否定了。父母认为,“做生意太累,不如到事业单位去稳定、体面”。在五年前,事业单位还很吃香,陈洋的不少同学也是如此选择,他也就听从了父母的意见。 陈洋从小学习优秀,最后考取了某名牌大学的研究生,一直被父母和亲戚当成成功的例子到处宣讲。陈洋也踌躇满志,打算在单位干一番事业。 然而,一进入工作岗位,他就感觉自己被打败了。 陈洋的岗位是“研究”,然而到单位之后才发现,这个工作主要是写报告。“所谓‘报告’,多数时候就是帮领导总结政绩。”陈洋说。 “刚开始摸不到门道,老老实实地写上了单位工作中的不足。领导一看,拉下脸,大吼‘你以为你是谁,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多,轮不到你对我指手画脚!’” 陈洋说,打那后他就“学乖”了,写报告就绞尽脑汁写“高大上”的形容词。“我以前最讨厌这样的八股文,没有一句是实在的,什么成绩斐然、形势喜人,那些话写完了自己都觉得恶心。人生最悲哀的莫过于变成自己曾讨厌的人,我在写材料的时候常常感受到这种‘悲哀’。” “而且遇到各种考核、评比和视察的时候会特别忙,常常临下班领导一个电话过来,晚上就得加班赶材料。还没有加班费。”陈洋说,每天围着领导转,觉得自己没有存在感,变成了一台机器,每天忙忙碌碌,却浑浑噩噩。 “以前还要参加很多‘应酬’,经常喝吐,胃变得很差,现在还没养回来。”让陈洋欣慰的是,中央颁布“八项规定”以来,他陪领导出去喝酒吃饭的情况少了。 从2013年开始,各种禁令导致收入下降。“我们一个月5000多元,以前每个月会发个千把块的超市卡,逢年过节也会有小几千的过节费。但现在超市卡、过节费都没了,连年终奖都可能要大幅缩水。”他说。 陈洋自认为对金钱要求不是很高,但还是觉得这样的收入水平有些“寒碜”。“亲戚们都以为我每月有一万多的收入,我都不好意思说实话。”他说,现在同学中在企业上班的都混得比他好。 “三十而立,我怎么都感觉自己立不起来。趁现在还有点激情,赶紧撤吧。”陈洋想辞职去创业,打算年后再做通父母工作,实在做不通,就“先斩后奏”。 “生活毕竟是自己的,不是父母的。”陈洋安慰自己。 |